珠江三角洲位于南海（1）北岸。南海的东南岸逶迤着诸多弧形的岛国，港湾众多，为古代海上贸易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处于南海北岸的珠江三角洲先民，生于斯，食于斯，往往利用海上资源为生。在南海开采的珠玑、玳瑁等珍奇产品，「一箧之物，可资数世」（2），是古人艳羡的奢侈品；他们开展海上贸易，使当地的港湾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3）。宋代北方士民移住后，利用滨海区位和南海资源的优势，吸取中原先进农耕文化，建立起区别于内地的既从事农耕，又依靠海洋、仰资海洋，耕田服务于耕海的经济型式。先以南来的北方士民的移入为契机而进行对海岸带滩涂的开发，并以海洋贸易为导向，实施商业化，变海岸带为发展海洋经济的基地；尔后又以不断移植海外的华侨的返馈来推动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是这一经济型式的主要内容。这里所说的海洋经济化，指的是以从事出口生产、出口贸易，以及服务于海洋经济活动为最主要生计。本文旨在探讨处南海北缘海岸带的珠江三角洲，是如何以北方士民的移入为契机，吸取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将沿岸不断外延的滩涂，开发成适应海洋贸易需要的农业商业化基地；作为海洋贸易的前沿地带，珠江三角洲又如何通过向海外移民，促进其自身的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一、宋代北方士民的南迁与南海北缘浅海湾滩涂的开发珠江三角洲位于南海的北缘，中国的南陲，广东省的中南部，处于北纬21°55'--23°73'，东经112°45'--114°33'之间。它与围绕南海的东南亚弧形岛国，隔海相望，具有优越的海洋经济的区位优势（4）。它原是一个多岛屿的浅海湾。西、北、东三江从不同的方向流入其中。三江所带来的巨量泥沙，不断地在这浅海湾中淤积；又由于世界海洋平面升降变化的巨大影响，这一浅海湾复经历着由陆至海和由海至陆的交替沉积的复杂过程。到了全新世晚期，即距今约二千多年前，古海湾终于被沉积物不断淤浅而逐步形成岭南最大的冲积平原。流入这一古海湾的西、北、东三江各自形成三角洲。此外，还有谭江、绥江、流溪河和增江等小河也直接流入这古海湾而形成各自的小三角洲。这些大小三角洲，相互穿插、相互连接，形成了复合三角洲平原。因古海湾原主要由地盘断裂陷落而成，以珠江口漏水湾（狮子洋和伶仃洋）为界，西北江三角洲地势呈西北向东南倾斜，东江三角洲则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从这一地貌，仍可隐约看出地盘断裂的痕迹。珠江三角洲的地域范围，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其源出自划分的标准有争议。有人主张以三角洲的顶点为河流分汊处；有人认为应以潮流能到达的河段为范围；还有人以有否海河交互沉积层为准。又因三角洲的边缘有过渡地带，不易划清界限。一般地说，狭义的三角洲（亦称小三角洲）是指以三水县的私盐窖（今称思贤窖）、东莞县的石龙为顶点，南至珠江口海岸地区。其范围包括今天的广州、佛山和江门三市区，中山市、珠海市、南海、番禺、顺德、新会、鹤山、斗门等县全部，以及东莞、深圳两市和高要、高明、三水、台山、开平、增城、博罗、宝安等八县的一部份，土地面积为17，200平方公里，占广东省面积的7.8％。广义的三角洲（亦称大三角洲）则以小三角洲为主体，包括其外围平原，如肇庆盆地、清远盆地、惠阳盆地、广花平原、潭江谷地、四会平原等。其范围：西自肇庆，东至惠州，北起清远、佛冈，南至沿海岛屿，包含广州、佛山、江门、中山、东莞、肇庆、惠州、深圳、珠海等九市和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高要、高明、鹤山、新兴、三水、四会、花县、从化、增城、博罗、惠阳、龙门、宝安、斗门等21县，以及清远、佛冈两市县的一部份。土地总面积约48，000平方公里，占广东省面积的23.3％，比小三角洲面积约大两倍。珠江水系和南海相通，继而可通各大洋。这种自然条件使珠江三角洲有可能成为“海洋总汇之地”、“河海分汇之区”，使珠江三角洲居民便于从事水上生计，依靠海洋，仰资海洋，又为当地海洋贸易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珠江三角洲的地形、气候、土壤、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看，它既适宜于发展多种亚热带经济林木和水果，适合于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又可利用便捷的水上交通输入周边的非生物资料（如矿铁等）发展手工业；又因其南面有浩瀚的南海提供了丰富的海洋生物和矿物资源，可使当地居民从事与海洋相关的经济活动。这是一处具有海洋经济（5）特点的区域。潜在的优势，如果没有现实的需要，没有遇到机遇，是得不到利用和发挥的。早在秦汉时期 ，已有军事性的移民入住岭南地区（6），其目的在于政治上的控制，而非拓殖。尔后中原士民也曾不断地零星地迁入珠江三角洲的北缘的丘陵、台地；但是三角洲内部的岛屿却寡有移住，这是因为自然条件恶劣的缘故。汉未至隋统一前的四百年间，岭南地区较之北方是相对安定的。晋砖刻文就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7）；广州自晋代起，成为南海交通的首冲；唐代，更加繁盛一时，以世界东方大港著称（8）。但是广州的繁荣，并没有引起周边地区的开发。对此曾华满先生和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等曾提出「广州发展的核心性」、「广州的特殊繁荣」的解释架构，尽管此说近日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仍然缺乏支持质疑的证据（9）。广州的所在地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的发展却是缓慢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其后，《汉书》、《晋书》、《隋书》等史书，都相继有类此的记载（10）。这些史书的记载是泛指江南，或楚越之地。但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地区尚且采用火耕水耨，就遑论相对落后的珠江三角洲了。据徐陵〈广州刺史欧阳危 德政碑〉的记载，岭南地区，于六世纪下半叶，还是「火耕水耨，弥望原野」（11）。这一耕作方法至唐代依然流行未衰。《唐大诏令集》也有相同的记载：「岭南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12）。事实上，刀耕火种，火耕水耨和初步精耕细作，是三种依次递进的耕作方法，从秦汉至隋唐的1100多年中，一直并存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的初步开发，始自宋代。这是以大量流民的移入为契机的，也同江南的开发，农业生产上所出现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分不开。江南地区存在的低洼的沼泽地，历来是一难以处理的问题，宋代通过修筑堤围来排涝，将它改造成围田、圩田高产水稻区。此外还开辟出淤田、沙田、山田、葑田、涂田等农田类型。农具也得到改进。可锻铸铁（俗称熟铁）之应用于农具，促使耕犁的多用途化和手耕铁农具的出现；具有早熟和抗旱性能的占城稻（即后来的籼稻）加以推广；矮株桑和植桑园林化得到发展，农艺学取提了进步。这一切使我国的传统农业臻于成熟（13）。宋代成为农业经济划时代发展的朝代。草莱未开的岭南，较之于经过数百年开发的长江流域，自当更有经济发展的潜力；江南开发的经验，又使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沼泽低洼之地难以处理为其特点的、与江南条件近似的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成为可能。因此，从宋代以降，北方士民从江南迁徙岭南者，日益增多。他们先越过南岭，寄寓南雄地区，然后继续南移至珠江三角洲。这从现存的岭南各族姓的宗谱中可找到例证(14)。南来的移民是取自然水道作为迁移路线的。唐开元四年（716年）大庾道开凿后，开通了由运河经长江入鄱阳湖，溯赣江、章水而上，越大庾岭，接北江，形成贯通南北的水道。越过南岭而来，「下浈水者十之七八焉」(15)。南雄、韶关一带是这一移民路线的第一站。关于北方士民迁入珠江三角洲的经过，近人黄慈博编著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书，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极为丰富的史料。此书是作者从诗文集、族谱中摘出有关记载珠玑巷移民珠江三角洲的资料，加以考核、编排而成。手刻印本，不分卷，共49页，于1957年由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印行。该书所辑之资料，采自珠江三角洲各宗族的族谱，计达四十余种。这些族谱几乎都在明清年间修撰。关于他们先祖南迁珠江三角洲的原因、经过，尽管彼此间有种种歧异，但都说是来自南雄的珠玑巷。记载一次集体南迁较为完整的是《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手抄本）。据此谱说，宋季间，有宫妃苏氏被废黜，流落京都街头。苏氏为南雄牛田坊商人黄贮万所收留，并携回家。后皇上行敕复取苏妃，久查访未着而作罢。一日，黄贮万家仆因与主人有隙，上京泄露苏妃事，南雄牛田一带悸祸纷纷南逃。以罗贵为首的珠玑里居民三十三姓九十七家，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于是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浮浈水而南下，时在绍兴元年仲冬。此谱附有申请路引词、官府公牍，似彰彰可考，无容置疑。但如果对这一记载略加考察，即可发现其讹舛秕漏之处甚多。内中收录的所谓宋代行文，既非当时之式样，且把明清时期的省、府等地方建制栽于其中。由于族谱记载的歧异，以及对某些记载难以理解，对南迁之史事，不少人已提出种种质疑。连究心于乡梓、宗族事务的霍韬，在《霍渭涯家训》中，也说其祖先霍氏迁来南雄之年代有种种说法，未知孰是，并指出南雄朱杞巷再徙南海之原因，有不同说法，且已无文献可足稽考（16）。 据文献记载，北宋未年的确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北方士民移入南雄地区的事件，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首都汴京陷落，宋高宗仓惶南逃。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进入太湖流域；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隆佑太后前来赣南。据《宋史. 高宗本记》记载，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宋高宗诏谕中外：「以迫近防秋（笔者按：防秋即防金兵秋侵），请太后率宗室迎群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军旅之事者，并令从行。朕与辅臣宿将，备御寇敌，接应中原。官吏士民宾属南去者，有司无禁」(17)。由杨惟忠率领护卫太后的军队有万人。估计随同隆佑太后南来者当有数万人之众。他们沿赣江先抵洪州，继而到吉安，终达虔州（今赣州市）。护卫太后的万人将士，沿途溃散、叛逃，抵虔州时已不满百人。在金兵步步追击下，这些逃散的兵士当会南下渡大庾岭避难。当隆佑太后自虔州往临安后，原随同太后南逃的这部分士民便沿赣江的上源章水继续南来，跨过大庾岭，寄寓南雄。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就此事写道：「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18）。这些士大夫就道时所携带的随行人员和族人，以及邻里乡党中的大部分人，当随同他们度岭避难。粤北地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自唐代以来，人口密度巳跃居广东省的首位（19）。北来的士民，利用当地的丛山峻岭来当战乱的避难所犹可，要在那里定居，实属不可能。所以，他们稍作喘息，便顺着北江水道，南移至北江中游的谷地，乃至尚待开发的肥美的珠江三角洲，是理所当然的了。宋代北方士民移入珠江三角洲规模较大的有三次。一次是前述的宋室南渡期间，拥随隆佑太后南来的士民，先到南雄地区暂住之后，经过了解岭南各地的自然资源、人文景观，并经筹划，终于采取继续南迁珠江三角洲的行动。罗氏族谱等书所记载的以罗贵为首的三十三姓九十七家的迁移，当是这一次迁徙中的一个集团性的行动。据〈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记载的名单，今可考者有十三人(20)。据族谱记载：罗贵一家，男丁六口，女丁一口，男仆五口，女仆三口，共十五口；麦秀一家兄弟五人，家属共达二百余口；冯元昌一家七兄弟，家属人数阙如，想来也当属不少。从这几家的人口数类推，97家迁移集团的人口总数可达数千人(21)。这一次陆续迁入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数当以万计。有两次是发生在南宋未年元代初年。一次是咸淳六年(1246)，因潮州王兴领导的义军转战于广州，广州属下各县人口在战乱中死亡或逃散，人口剧减，故「诏徙保昌（即南雄县）民实广州」(22)。一次是德佑二年(1276)，元军挥戈南下，元将吕师夔攻陷南雄、韶州、宋守将曾逢龙、熊飞先后战死。为避兵燹，那些于北宋未年及以后移居南雄地区的北方士民，又于宋末元初继续顺北江南迁珠江三角洲。除上述的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珠江三角洲之外，南宋首都临安陷落后由文天祥、张世杰先后拥立的赵是、赵丙小朝庭转战于东南沿海，后为元朝所灭。其逃散的皇室成员、朝廷官僚和士卒，当改名换姓隐匿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宋末帝赵丙在崖山投水自尽后，其宗室成员就「更易姓名，潜迹山中」(23)。我们知道，在德佑二年(1276年)赵是流闯闽广海上时，据区仕衡（顺德陈村人）的估计，尚有江淮兵一万，诸路民兵二十万，正规军十七万(24)。到1279 年崖山之役，当张世杰与元将领张弘范决战时，宋军还有兵民20余万。这些人除战死外，多逃匿闽广一带，尤以珠江三角洲一带为多。他们显然也作为一支劳动力加入开发珠江三角洲的队伍。正由于宋代，大量人口迁入三角洲地区，又因随着三角洲的开发，人口不断增殖，人口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宋元间三角洲的人户巳跃居广东的首位（25）。族谱关于南迁岁月及其原由，因作者是明清时人，唯据之于传说。传说自不能视为信史，只能从其隐喻中理解历史。有的传说所显露的往往寡于其丰富的隐喻。前述的用文字记载的族谱，说是迁自珠玑巷；据实地调查，单寒弱族，以及被歧视为贱民的蛋户等口耳相传的「口头族谱」，也说他们的祖先同样迁自珠玑巷。终年浮荡江海水上的蛋民，甚至嘲笑一些珠江三角洲足趾甲凹陷的种姓。说他们从珠玑巷迁来时，因贫穷从陆路步行，趾甲也被弄破了，以至于子孙趾甲凹陷。他们有钱坐着船南来，所以趾甲完好（26）。笔者曾于1985年夏和1990年春，两度专往实地考察，在南雄城北通往大庾岭道上，确有一名曰：「珠玑巷」者，巷长约1500米，巷之石刻匾额犹存。面对这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巷，作为与这一传说无关的局外人的笔者，已浮想联翩，陷入深沉的历史思索之中，难怪为珠玑巷后裔的明 清文人墨客、官宦士大夫每当途经此地要下马凭吊盘桓，留下许多歌咏感慨的诗文（按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书收有这些诗文）了。为什麽区区小巷竟如此神奇地成为源发珠江三角洲各姓氏，乃至蛋民的圣地呢？清代番禺人黎遂球在《莲须阁集》「度梅岭记」中说，北宋末年，中原诸豪杰「卜居珠玑巷，不过寥寥数十家，（按此地段确只能容纳数十户）姓氏俱异。何吾乡诸大姓，俱云从彼至哉!」（27）《中山翠微韦氏族谱》收录的〈珠玑巷考〉一文的作者，也认为旧谱称我祖后居珠玑巷，「一巷之微，安能容百数十家？故省志载其地而略其人，最为有识。」（28）他们或则怀疑，或则表示不解。其实，关于迁自同一地方的传说，并非广东所仅有。日本学者牧野巽早已指出，除广东流行迁自南雄的传说外，华北一带有同迁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的传说；山西北部有迁自山西马邑乡的传说；客家人有迁自福建宁化县石壁洞的传说；湖南人有迁自江西的传说；四川人有宋元时「僖宗」（29）扈从的传说和现代的湖广传说；云南民家有迁自明代南京的传说；广西壮族有迁自山东青州的传说（30）。凡此种种传说，皆各有深意焉。今人陈乐素教授对珠玑巷移民的传说曾撰专文作过解释。他认为战乱流徙他乡者，总忘不了故乡。把珠玑巷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南迁者的故乡。其意义已不仅限于纪念南雄的珠玑巷，而且含有纪念广泛的中原和江南的故乡了。这种各大族源自珠玑巷的传说，具有维护同宗、同族、以至同乡团结互助的作用(31)。这里的确道出了其中的一些奥妙。因历来相信岭南的大族，如「梁文康、霍文敏诸望族，俱发源于此」(32)，一些土著的单姓弱族，出自攀附这些名宗大族的动机，也假冒认同，以求庇护，当亦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从族谱所载的珠玑巷移民申请路引词、官府公牍一类文件的措辞看，可以判断这一传说盛行于明代。自明中叶始，尤其至清代中叶，是移住者深入珠江三角洲内部开发的时期。各族姓源自珠玑巷的传说，有助于消融以祖籍意识为基础的团体壁垒，促进彼此间的认同，起整合移住者群体的作用。正因他们意识形态上的认同点从祖籍和神明信仰转移到珠玑巷的传说，我们未曾发现移住者在开发这块滩涂过程中，以祖籍地缘或以神明信仰圈为基础的群体间，发生大规模冲突纠纷的记载。他们能顺利地对三角洲水网区作有效地治理与开发，无疑是与此有关的。移住者以珠玑巷的传说为认同点整合起来，显然有利于与土著居民的抗衡。移住者随着对开发三角洲作出的贡献，加之自明代中叶起在科举仕宦上取得成功(33)，便反客为主，不是他们归附当地的群体，土著化，而是土著者归附他们，认同于珠玑巷的移民。至于他们之所以将所谓申请路引词、官府公牍一类文件载诸族谱，且历代口碑相传，当是与他们还没有站住脚之前，耽心当地「势恶」制造事端，日后产生「入住权」的纠纷有关。譬如罗贵集团移入珠江三角洲之前，就曾了解当地是否有「势恶把持」，先作如何与土人处置的思想准备。将所谓「路引」和官府公牍载入族谱，正是为了争得入住权的合法化(34)。这反应了入住权在当时的重要性。随着明中叶以后为争夺沙田（滩涂）开发的矛盾尖锐化，入住权的确立，即沙田开发权合法化的标志。南移的这些士民，说来自中原。中原的范国是不断扩大的。到了唐代，湖北、江苏都算中原了(35)。其中不少人是从江南地区迁来的，自可说是来自中原。当他们来到珠江三角洲时，可耕之地早为土著居民所占有。他们只能落户于生产条件相对恶劣的地方。他们面临的是将低洼的、卑湿的冲积平原开辟成田。那里布满浅海、沼泽，洪、涝、咸灾害经常为患，如果不修筑堤围以防洪、防咸，并排涝，就无法垦种。江南修筑圩围、改造沼泽地的经验给他们提供了借鉴。南海北缘的珠江三角洲浅海湾滩涂的开发因此兴起。先是在三角洲顶部的干流修筑堤围，继而不断下移，深入三角洲的底部；堤围原是防水患以耕浮露之滩涂，自明中叶起，尤其清代乾嘉年间，便在浅海中拍围，以促进滩涂之成陆，然后将成陆的滩涂垦僻成田。据史籍记载，宋代近三百年间，主要沿西、北、东三江干流两岸修筑堤围，尤以西江沿岸为多。在海坦和沿海边缘的冲积平原也建有围堤，如东莞南部滨海一带的咸潮堤和番禺县黄阁之东的黄阁石基等。堤围约计有十余处，大小28条。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堤长达66024 丈。修堤固定了河床，加速了水流，以水攻沙，有利于防止河床淤塞，保持水道畅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洪、防潮。但是一些原被潦水浸没的江边、海边之地，也被垦辟为田。例如新会外海、三江、睦洲和中山小榄四沙，都是在宋代垦辟 ，并有居民聚居(36)。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宋代的堤围，捍卫农田面积达24322顷。元代在对前朝旧堤作加高培厚的修缮的同时，集中在西江沿岸继续修建新堤，计有十一处，堤围34条，长50526丈，捍卫田地面积2332顷。元代的堤围规模比宋代小，捍田面积一般均在百顷以下，最大者为500顷，最小者仅得1.8顷。但技术有所提高。例如西江支流高明河西岸堤围多建有石窦。暗珠堤外有石坝。秀丽围内有间基(37)。从河床上下游水位差值考虑，堤围的高度也都比宋代时修的高。宋元所建的堤围均散布在珠江三角洲的西北部及东部地区。由于堤围固定河床，水流加速，泥沙被冲积在堤围以下的南部地区。这就加速了甘竹滩以下的中山县北部平原的浮露。到了元未，原来处于海中的三江、睦洲、五桂山、大黄圃、潭洲、黄阁等大小岛屿，巳因泥沙淤积成陆而与北部的平原基本连在一起了。人为的开发，加速了三角洲的发育。西北江三角洲的前缘巳推至古井、西安、港口、下河、横档、黄阁一线；东江三角洲的前缘则伸展到漳澎、道窖一线。范围比前大为扩大。与修筑堤围的同时，已利用水车进行农田灌溉，并已使用轻便的曲辕犁，用于深耕的铁搭和适合南方水田作业的耖、耘荡等农具。精耕细作阶段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都巳掌握，因而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南宋时，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而且有余粮输往闽浙(38)。蚕桑业虽早在汉代巳见诸文献记载，但得到较大的发展亦在宋代。北宋未年修的最大的一处堤围，以「桑园」命名，可见当巳种植了不少蚕桑。从每年向北宋政府奉纳丝绢(39)，亦可佐证。半野生的果树，巳经广泛利用，主要的果树种类，当时都巳具备了。从九江、桂洲、沙湾连线以北的南海、顺德、番禺一带，村落日趋稠密，呈现出初步的繁庶。芦苞、官窑、金利、青岐等原有居民点，更趋繁盛。胥口、三水、大通、扶胥等，则巳发展成市镇。据元代陈大震修的《南海志》记载，单以南海县统计，长河渡有金利、丹灶、奇石等33处；横水渡有宁口、西岸、官窑等45处(40)。从当时的水上交通看，居民当巳比较稠密。从广州至紫泥、沙湾、市桥一带地区，成为当时封建官史聚居和活动频繁之地。外海至新会一带，也渐趋繁荣。珠江三角洲南部原分属南海、番禺、新会、东莞四县的五桂山一带岛洲，也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建置香山县，治所设于石岐。这标志着当地人口有了较大的增殖。宋代珠江三角洲的开发，除前述的因移民带来了劳动力，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等因素外，同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也甚有关系。宋代北部边境不宁，辽与西夏时时扰边，金兵更深入淮河地区，大肆侵扰。北宋对北方，意在防御而不是进取，把经济发展的注意力放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南宋偏安杭州后，更是如此。宋代以向南发展来求得出路。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江南低洼地垦辟的成功，促进宋政权对珠江流域，尤其珠江三角洲开发的关注。宋政府所采取的鼓励垦荒、以兴修水利作为对官僚考绩的根据等措施，对发展农业生产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明清两代则在宋元的基础上扩大开发范围，开发的深度又有突出的增进。宋元修筑堤围多限于西、北江三角洲西北部和东江三角洲东部。明代在宋元基础上，继续在西、北江干流及其支流修筑堤围。有明一代276年中，共筑堤181 条，长达220，399.75丈，比宋元两代堤围长度之和116，550丈多近一倍(41)。修筑的堤围伸展到甘竹滩附近一带的河涌沿岸。西、北江干道及其支流，基本上筑上了护水堤围。因工程规模大小不一，收益也各有区别。大的如丰乐围，护田面积达七百顷，其他的都在三、五百顷左右。筑堤技术也有所堤高。西北江三角洲顶部的堤围，采用石料修筑的逐渐增多，宋元两代在高要县修建的土堤，此时也多改为砌石堤，换用石窦。明代还创造了载石沉船截流堵口的方法(4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滩围垦方面取得很大的发展。如果说宋代巳将沙滩围垦成田的话，那么大量围垦沙田却从明代开始。明代沙滩浮露成陆范围，主要在香山县北部和新会县南部一带。其他如番禺县南部和东莞县西部也有浮露。明代前期，人们巳在香山北部浮露成陆的西海十八沙和新会东南部的海坦垦辟。明中叶以后扩展到围垦浮露成陆的东海十六沙和禺南一带。东莞西部海滩也有一些围垦。不仅围垦“已成之沙”，就是“新成之沙”也作拍围、垦种。开始与江海争田，扩大耕地面积。据粗略的统计，包括军屯与民垦共约万顷以上。香山县随着西海十八沙和东海十六沙的成陆，已不是孤悬海外，而是与大陆相连接了。应当指出，由于宋元修 筑围堤，加速泥沙淤积，在明代不到三百年中，西北江三角洲的前缘巳经推展到磨刀口附近。沿海的黄杨山、竹篙岭、五桂山和南沙等岛屿，已与北部陆地相接连。原来的三角洲冲积平原面积比前扩大几近一倍。东江三角洲也往前推移至漳澎、道窖一线以下。清代，修筑堤围的分布从甘竹滩一带向南伸展到三角洲的漏斗湾内部和沿海地带。修筑的堤围有272条，比明代增加了50％以上。其扩展的范围则比明代增一倍有余，相当于宋元明三朝堤围分布的范围。至清未，堤围巳遍布三角洲的河网地带。筑堤技术较于明代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堤围在距河岸二、三里处修筑。筑堤材料改为泥、石并用。注意选泥，“以老土为佳”，“堤根宜阔，堤顶宜狭，堤无太峻”。新旧堤交界处“用铁杵力筑，层层夯硪，期于一律坚实”，并于堤边“栽种草根”。还创造了有效的护堤方法即栽柳，“卧柳、长柳相兼栽植”；或栽种“茭苇草子”。于临水的堤面要“密栽芦苇或茭草”，以使“即有风不能鼓浪”(43)。在堤围的修筑和护围方面都积累了较完整的经验。围垦沙田方面，也比明代有进展。「昔筑堤以护既成之沙，今筑堤以聚未成之沙；昔开河以灌田，今填海以为陆」(44)。海坦的围垦巳从「新成之沙」扩展到「未成之沙」，与海争田更为迫切。原来浩瀚的浅滩，陆续变成了耕田。例如香山县蜻蜓洲山「昔在海中，今皆成田，有民居」。蜻蜓洲以北的粉洲山、横山「四际巨浸，今成潮田」(45)。漏斗湾内的万顷沙，在清未也淤积成陆，并围垦成田了。从上可见，明清两代，堤围修筑的范围愈加扩大，滩涂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人为的开发加速了滩涂的发育，珠江三角洲平原因而不断地向海域伸展。珠江三角洲的范围从唐代的泷水－江门－桂洲－沙湾－黄埔一线，不断地向南延伸。到了清未，终于形成西江、北江和东江分别从今日三角洲的虎门、蕉门、洪奇沥、横门、磨刀门、泥湾门、虎跳门和崖门等八个口门出海的自然景观。三角洲滩涂开发的加深，还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广双季稻，采取农作物间作、套作、混作、轮作等方法，提高复种指数。这样既可扩大耕地面积，又可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保持地力，使之趋向集约化的耕作。在耕作、选种、栽培、施肥、密植、田间管理等民间农艺学方面，均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注意因地制宜，根据节令作出合理的农事安排。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明中叶以后创造出独特的「桑基鱼塘」型生态农业。从上所述，可见宋元南迁的北方士民与土著居民一道，经过数百年艰苦卓绝的拓殖，终于将这块处于南海北缘的海岸带、岛丘林立的浅海湾，开辟成适应于海洋经济活动的人文环境。 注释：（1）南海南积为35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沿边五大海区总面积的74％，是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海区。（2）《晋书.吴隐之传》。（3）参见叶显恩等，〈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第1 期（1992年1月），页207-223；又:Beijing: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2 (April 1992) pp.191-214。（4）从今天的人文地理看，它处于东亚新月形地带的中点。东亚新月形地带拥有世界经济大国之一的日本，有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所谓亚洲「四小龙」，还有近年经济发展引人注目的泰国、马来西亚等。珠江三角洲正是处于东京、汉城与曼谷、新加坡之间。它作为我国的南大门，是通往东南亚和殴美的交通枢纽。尤其随着交通信息的发达，今日的珠江三角洲巳成为亚太地区海空交通的辐合点。以广州为中心，1000公里为半径作圆，武汉、台北、海口等囊括其中，如以3500公里为半径作圆，则包括东京、大阪、平壤、汉城、上海、北京、兰州、马尼拉、文莱、新加坡、曼谷、仰光和加尔各答等亚太地区的重要城市在内。可见它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战略的地位。（5）这里所谓「海洋经济」，是指面向海洋、仰资海洋，以经营海洋贸易为主，包括从事与海洋贸易相关的海上运输业、商品性农业、手工业等经营活动。它是相对于以农业活动为主的大陆经济而言的。（6）刘安，《淮南子》卷18「人间训」记载：「（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7）广东历史博物馆藏。（8）叶显恩等，《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1992年1月），页2 01--223。（9）唐代广州的繁荣，是因海外贸易发达之故，并非周围地区经济发达所使然。这种「特殊的繁荣」，中外学者巳有论列，请参见曾华满：《唐代岭南发展的核心性》（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出版）；（日）中村久四郎：〈唐代之广东〉（《史学杂志》第28编第3.4.5.6号）；叶显恩等：《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中国社会科学》第１期1992年1月，页201--223）。关于曾华满提出「核心性」发展的研究架构，对之表示质疑者，可参阅刘健明（香港）先生：＜再论唐代岭南发展的核心性＞（见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页数180－187，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一文。（10）《汉书.地理志》：「楚有江汉川泽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晋书. 食货志》：「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诏曰：┅┅江南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隋书. 地理志》：「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生」。按：关于火耕水耨，日本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编的《中国江南的稻作文化--- その学际的研究》一书的第一章作了专门的论述，所论甚详。国内者如彭世奖：〈“火耕水耨”辨析〉（《中国农业》1987年第二期），可资参考。（11）徐陵，〈广州剌史欧阳危 德政碑〉，见《徐孝穆集》卷9，见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版。该版本将「危 」误作「顾」。（12）《唐大诏令集》卷109。（13）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一卷第8页。(14) 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7年刻印本。 (15) 余靖，〈浈水馆记〉，见《武溪集》卷15。(16)霍韬，《霍渭涯家训》。(17) 脱脱，《宋史》卷25，〈高宗本纪〉。（1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三年(1133年)三月癸未条。（19）参见徐俊鸣，《岭南历史地理论集》「隋唐宋元间广东人口分布变迁的初步分析」（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90年），页238—250，。 (20)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馆1957年油印本)第9-11页。(21) 见《东莞英村罗氏族谱》（罗氏手抄本）；《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番禺市桥谢氏族谱》。(22) 简朝亮，《简氏族谱》（顺德南岸）。(23)见《新会三江赵氏族谱》。(24)郭汝诚（咸丰），《顺德县志》卷22。（25）参见徐俊鸣，《岭南历史地理论集》「元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90年），页219—237，(26) 参见陈忠烈、罗一星，〈1989 年在三水县卢苞镇的田野调查报告〉（未刊稿）。(27) 黎遂球，《莲须阁集》，见粤十三家集。(28)韦勋表等， 《中山翠微韦氏族谱》（光绪34年刻本）卷12，〈杂录〉。（29）按宋元两代皇帝庙号均无称「僖宗」者。(30) 《牧野巽著作集》（御茶 の 水书房刊）第五卷「广东原住民放族考」。(31) 陈乐素，〈珠玑巷史事〉 广州：《学术研究》第6期（1982年11月）。(32) 金光祖，《广东通志》卷23，「古迹」，南雄府保昌县珠玑巷条；郝玉麟，《广东通志》，卷53，「古迹」。(33) 通过商业化，取得经济实力以培养子弟，然后经科举考试而进入统治集团。如明中后期农民出身的伧文叙和伧以训、以谅、以诜父子取得「四元双进士」之誉。养鸭户出身的霍韬、冶铁户出身的李待问等，都从社会的底层上升为朝廷重臣。入清之后，科举仕宦者更多。他们成为地方控制的强大势力。可参阅：西川喜久子＜珠江三角洲の地域社会と宗族·乡绅＞，《北陆大学纪要》第14号（1990），页129－－149；松田吉郎＜明末珠江三角洲デルタの沙田开发与乡绅支配の形成过程＞，《社会经济史学》第46卷第6号页55－81。(34）入住权，有时历数代百余年而未曾取得。据《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记载，南宋末年蒲甫山从广州迁至顺德县之蒲庐。三传至蒲胜，又迁往南海之西鸦。因无户籍，「托人檐宇，他族实逼」。后由于与杜胜宇有结兰之谊故，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再迁至甘蕉村。又传至第三代蒲观美时，尽管田地广僻，家室安居，但「仍挂籍于人，借户输税」。对未能注籍编图，焦虑万分。直至永乐22 年(1424年)，才得以蒲镜兴开户于南海甘蕉籍，编为沙丸堡 之十图十甲。自此时起，才感到「乡园已异旅居，井里益相守望」了。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科大卫〈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制度发展的初步研究〉（《清史研究通讯》第一期1988年1月）一文。(35)许倬云，《斩不断的历史》，《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36)参见卢了骏，《湖莲乡志》（1946年版)；赵善庭：《赵氏族谱》（新会三江）宣统刻本；蔡尧曦：《新会乡土志》光绪刻本；李喜发，《李氏族谱》（中山榄镇），民国刻本；《中山乡土史资料》1960年油印本。(37)邹兆麟，（光绪）《高明县志》卷10，「堤岸」。(38)《宋史》卷401，〈辛弃疾传〉：「闽中土狭民稠，岁敛则籴于广」；又卷35，《孝宗纪》：淳熙九年(1182年)，「籴广南米赴行在（杭州）」。 (39)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财富〉１，〈东南折帛钱〉记载，广东于南宋绍兴中年每岁奉纳的绢四千六百多匹。转引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2页乙表20。(40）陈大震，《南海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河渡」，页88-90。(41) 参见《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1976年出版）第二册。(42) 冯式宗，《桑园围志》（光绪15年刊本）：「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九江陈处士博民，塞倒流港……洪流激湍，人力难施，公取大船，实以石，沉于港口，水势渐杀。遂由甘竹滩筑堤越天河，抵横江，络绎数十里」。(43)(44)潘尚楫，道光《南海县志》卷15-17。(45) 祝准，道光《香山县志》卷1。
